宋神宗一聽,奇了怪了。左看右看,上看下看,「募役法」都是對百姓百利而無一害的措施,怎麼就被司馬相公給說成是「亂政」呢。
司馬光是一代文宗,有些話不宜說得過於直白,宗師的「吃相」不能太過難看,顧左右而言他,支支吾吾說了半天,神宗皇帝越聽越糊塗。
從司馬光身上沒有找到答案,宋神宗就找到當時反對變法的二號人物文彥博,聽聽這位三朝元老的意見。文彥博經歷三朝後,早已是官場的老油子,說話就沒那麼遮掩,直言不諱地告訴宋神宗:
上曰:更張法制,於士大夫誠多不悅,然於百姓何所不便。
彥博曰:為與士大夫治天下,非與百姓治天下也。
這句話相當「腹黑」!
文彥博一句話,捅破了宋朝君臣關係的真相——陛下您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,不是與百姓共治天下,您執意要推行「募役法」,等於是與天下士大夫為敵。臣所說的失民心,是指失去士大夫的「民心」。
「募役法」在一眾老臣司馬光、文彥博、韓琦的聯合抵制下,遲遲得不到推行。
王安石內心,苦悶極了。
這個時候,王安石迫切需要一位「重量級」大咖支持自己,來堅定宋神宗的決心。於是,他想到了一個人,此人便是張載。
張載屬於「大器晚成」。他生於1020年(宋真宗天禧四年),直到1069年(宋神宗熙寧二年),時年已經49歲,才在御史中丞呂公著的舉薦下,進入宋神宗的視野。
宋神宗面試完張載後,對張載引經據典、出口成章、對答如流的學識所折服。一紙詔令將張載調入都城汴梁,準備在即將開始的「熙寧變法」中委以重任。
當王安石被士大夫們聯合起來,擠兌到走投無路時,王安石找到張載,邀請他加入變法陣營。
他日見王安石,安石問以新政。載曰:「公與人為善,則人以善歸公;如教玉人琢玉,則宜有不受命者矣。」明州苗振獄起,往治之,末殺其罪。——宋史·張載傳
大家看這段話,王安石跟張載討論變法的問題,張載則是跟王安石探討人情世故,完全是在說一些風牛馬不相及的「空話」。
(這一幕,堪比一千年後那場「雙馬會」,「美馬」在聊「硬核科技思維」,「東馬」在聊「太極智慧」)
張載一邊表態極力擁護新法,事後主動上奏神宗皇帝,到外地當一個地方官鍛鍊。神宗見他去意已決,就安排他去了明州查辦「苗振案」。
大家看出蹊蹺嗎?
張載就是一個人精。他深知「熙寧變法」已經讓廟堂變成了變法派和守舊派的角斗場。
出於明哲保身的考慮,這貨腳底一抹油,選擇了溜之大吉。
張載跑了,可是他弟張戩留在汴梁擔任御史。張戩因站隊司馬光,反對王安石變法,被王安石直接貶到湖北公安擔任縣令。
張載一看,大事不妙,再次上奏神宗皇帝,主動辭官歸隱橫渠。張載回歸橫渠後,置辦了數百畝田產,過上了教學育人的田園生活。
而名震千古的「橫渠四句」,就誕生在張載「明哲保身」歸隱橫渠的後半生。
滑稽不?
很多人反感「橫渠四句」,一大部分原因就在這裡。這句話的原作者,本身就是一個「說做不一」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