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被當成喂馬飼料引進，無意中卻救活了無數人

▲西漢時期的西域都護府。圖源：中國歷史地圖集

時間進入東漢後，苜蓿與良馬徹底重塑了漢軍騎兵戰力。恰逢匈奴分裂，漢明帝決定對北匈奴發起全面反擊。永平十六年（73），大將竇固與耿忠率軍長途奔襲天山，成功擊敗北匈奴呼衍王。此後，漢軍不斷遠征，與匈奴人決戰於阿爾泰山。永元三年（91），北匈奴單于大敗，遠遁西遷。

漢匈百年戰爭，最終以漢朝的勝利宣告結束。這一戰果，後世常有人追憶，唐代人王維在《送劉司直赴安西》一詩中有云：

絕域陽關道，胡沙與塞塵。

三春時有雁，萬里少行人。

苜蓿隨天馬，蒲萄逐漢臣。

當令外國懼，不敢覓和親。

馬，決定了帝國版圖的上限；而苜蓿，則決定了馬的上限。

王夫之說過：「漢唐之所以能張者，皆唯畜牧之盛也。」在沒有機械動力的年代，畜力是維繫帝國運轉的重要動力源。

跟漢朝一樣，唐朝對馬政建設也十分上心，且成果斐然。自唐太宗貞觀年間至唐高宗麟德年間，唐朝在四十多年時間裡，共蓄養70.6萬匹馬。「天可汗」與盛唐氣象的背後，離不開這些畜力的支持。

而馬政則與苜蓿種植相輔相成。開元年間，唐玄宗李隆基設置馬政「八坊」，又配置了1230頃官田，招募百姓專植牧草，為「八坊」的馬匹提供苜蓿等飼料。

高句麗人王毛仲是李隆基的家奴。李隆基登基後，王毛仲受封霍國公，兼任監牧使。唐朝馬政深受侵占草場、盜竊飼料等以公謀私行為的困擾，王毛仲到任後，不避權貴，「兩營萬騎功臣、閒廄官吏皆懼其威」，不法行為得到遏止。在其管理下，「苑中營田草萊常收，率皆豐溢」，再無歉收與虧空。

在隴右，王毛仲積極發展苜蓿種植。在他的督促下，隴右地區共開闢出1900多頃的官營料場，大量種植茼麥和苜蓿。隴右馬場有了足夠的越冬青儲，馬匹數量從最初的24萬匹飆升至43萬匹。開元十三年（725），名相張說為紀念這一成果，特意撰寫了《隴右監牧頌德碑》一文。

同年（725）十一月，唐玄宗泰山封禪，王毛仲從馬場中挑選出駿馬數萬匹跟隨。按顏色不同，王毛仲將其分列為多個方陣。萬馬奔騰的壯闊景象，狠狠地給領導造了一波勢。

可惜的是，安史之亂爆發後，吐蕃趁虛而入，占領隴右，「苑牧畜馬皆沒矣」。王毛仲的苜蓿飼馬成果不復存在。此後，唐朝被迫另擇他處，開闢新的馬場與料場。

早在懸泉漢簡的記載中，苜蓿就已經是一種稅草。到了唐代，苜蓿成為主流飼料，朝廷也向民間和地方徵收此物，「以給諸閒」。朝廷規定，殿中所和太僕所蓄養的馬匹，飼料由長安與洛陽方圓五百里的地區供應。隨著苜蓿產區的不斷擴大，稅草徵收做了相應的調整：

「諸屯每年所收雜子，雜用以外，皆即隨便貯納。去京近者，送納司農。三百里外者，納隨近州縣。若行水路之處，亦納司農。」

根據唐史專家杜文玉的考證，唐朝所徵收的「雜子」指的是「各種子類糧食作物」，苜蓿子也包括在內。

苜蓿產區的擴張，還緣於唐朝的驛傳制度。為溝通管理遼闊的疆域，統御四方，朝廷對交通郵驛建設不遺餘力。《大唐六典》記載，唐朝規定每隔三十里就需要設置驛站，全國驛站數量最多時達1639所。而驛站蓄養的驛馬和傳馬，則是帝國人員、物資和信息傳遞的主要動力與工具。

為了供養這些牲畜，需要就近配屬草場料田。開元年間，因任務強度的不同，驛馬可獲地40畝，而傳馬可獲地20畝。如果有需要應急承直的馬匹，每匹還可增加4畝。《天聖令·廄牧令》記載，這些唐代官田被限定專植苜蓿，地方縣官需時時監督，不可棄耕撂荒，田中出產的苜蓿，「非給傳馬，不得浪用」。苜蓿花藉此開遍了大江南北。

與唐朝驛站相關的事件，最有名者莫過於「荔枝配送」。唐玄宗時期，楊貴妃酷愛吃荔枝。為討得美人歡心，唐玄宗不恤人力、物力，要求荔枝產地不遠千里配送京師。奈何荔枝「三日而味變」，唐朝的騎手們只能在沿途驛站不停換馬，趕在荔枝變味前送抵長安。

唐朝人鮑防曾作詩《雜感》，提到了這一鮮果速運事件：

漢家海內承平久，萬國戎王皆稽首。

天馬常銜苜蓿花，胡人歲獻葡萄酒。

五月荔枝初破顏，朝離象郡夕函關。

雁飛不到桂陽嶺，馬走先過林邑山。

甘泉御果垂仙閣，日暮無人香自落。

遠物皆重近皆輕，雞雖有德不如鶴。

好一句「天馬常銜苜蓿花」！可以想見，當年荔枝千里奔長安的背後，既離不開騎手和驛馬的星夜兼程，也離不開苜蓿這一優質牧草的無聲助力。

苜蓿與良馬構建的漢唐氣象，至兩宋時卻未能再復刻。

宋朝建立後，一度致力於恢復華北與西北的疆土。太平興國四年（979），宋太宗趙光義率軍親征北漢，一舉擊敗來援的遼軍，迫降北漢皇帝劉繼元。這時，殿前都虞侯崔翰主張趁熱打鐵：「此一事不容再舉，乘此破竹之勢，取之甚易，時不可失也。」宋太宗深以為然，不顧宋軍疲憊，貿然進軍燕雲十六州。同年，幽州大戰爆發，宋遼兩軍戰於高梁河。

最終，遼將耶律斜軫與耶律休哥率領的遼軍逆轉局勢，大敗宋軍。混亂中，宋太宗腿部中箭，無法騎馬，只能改乘驢車從小路狼狽逃走。雍熙三年（986），不服輸的宋太宗再度攻遼。結果，宋軍再敗。經此數戰，宋太宗蔫了，再不提北伐之事。

而在西北，党項人也與宋朝漸行漸遠。至道二年（996），李繼遷起兵圍攻靈州（今寧夏靈武），到了宋仁宗景祐五年（1038），其孫李元昊正式宣布脫宋自立。

李氏裂土，大宋群情激憤，朝臣紛紛主戰。宋夏之間由此多次爆發戰爭。然而，宋軍始終未能平叛與制服党項人，西夏脫宋已然成為定局。

種種努力失敗後，宋朝失去了華北與西北的軍馬基地。更糟糕的是，原產於中亞的苜蓿喜乾旱、怕潮濕、忌水淹，中原與南方受制於農耕需要與自然條件，也不適宜大規模養馬與種植苜蓿。因為存在感不強，宋代不再設置類似東漢苜蓿苑、隋唐苜蓿丞等專職機構。

失去了優質馬場，北宋養馬業日漸凋敝，軍事日頹，直至靖康之禍。

至南宋時，情況更為糟糕。南宋偏安一隅，「故凡戰馬，悉仰秦、川、廣三邊焉」。宋軍要想獲得足夠的軍馬，既要花費重金，又時常被人卡脖子。在蒙古騎兵的攻勢下，逐漸走向敗亡。

兩宋的歷史短板，恰好是元代的優勢所在。《元史·兵志》有言：「元起朔方，俗善騎射，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，古或未之有。蓋其沙漠萬里，牧養蕃息，太僕之馬，殆不可以數計，亦一代之盛哉。」

在苜蓿東傳的一千多年裡，其價值早已得到歷史的驗證。蒙元政權靠駿馬奪得天下，對養馬極為重視，自然不會錯過這一優質牧草。

中統四年（1263），元朝人劉郁跟隨轉運使常德出使伊利汗國，將一路見聞寫成了《西使記》。在行至瑪勒城與諾爾桑城（今新疆西部與阿富汗一帶）時，只見當地「草皆苜蓿，藩籬以柏」，可見苜蓿是當地牧民的首選牧草。

至元七年（1270），元世祖忽必烈頒布農桑之制十四條，督促農事生產，「仍仰隨社布種苜蓿」，為馬匹提供飼料。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），設置上林署。除了給皇家供應花卉、水果和煤炭之外，上林署還開闢苜蓿園，由三名提領「掌種苜蓿，以飼馬駝膳羊」。

政策推動的背後，亦有技術的支持。在教民種植苜蓿時，元朝司農司在《齊民要術》等古籍的基礎上，於至元十年（1273）編成了農書《農桑輯要》。書中指出，苜蓿每年七月便可播種，方法與開挖菜畦種植韭菜一樣，及時澆水即可。而《大元通制條格》中又特彆強調頭茬苜蓿要留種，「初年不須割刈，次年收到種子，轉轉俵散，務要廣種」。

在政府的推廣下，元朝的都邑負郭遍植苜蓿。而在大都，圍繞著苜蓿地，還發生過一則廉政事件。

忽必烈在位期間，尚書左丞馬紹是著名的廉吏。當時，大都周邊分散著大片苜蓿地，朝廷要分發給百姓，但朝中權貴紛紛搶先據為己有。有人打算讓出一份討好馬紹，被馬紹拒絕了：「我並無足夠才能，卻身居政府要職，常常擔心無法盡到責任，又怎麼敢謀求非分的福分，招致罪過呢？

於是，權貴們轉向了位高權重的尚書右丞相桑哥。後來，桑哥被政敵彈劾垮台，後悔不已：「如果當初我早聽馬左丞的話，一定不會有今天的禍事。」

忽必烈按照行賄帳本，開始清查涉案人員。從頭到尾未看到馬紹的名字，忽必烈很高興：「馬左丞忠誠廉潔，令人尊重，馬上讓他官復原職。」

時間進入明清後，苜蓿仍是帝國畜牧業的最優選。

與元大都一樣，明代北京城周邊同樣廣種苜蓿。史載，為保障御馬飼料供應，明王朝在北京九門外預留了一百多頃的土地，專門用於苜蓿種植。可隨著管理的鬆懈，這些苜蓿地逐漸被人覬覦惦記，挪作私用。

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七月，東廠太監羅祥向明憲宗秘密報告了一則情況：「正陽等九門外舊有苜蓿地一百餘頃，遞年種租以飼御馬，今皆為御馬太監李良、都督李玉等占種。」

明憲宗隨即命司禮監、戶部、郎中、給事中與御史等多個部門主官聯合調查。經查，御馬太監李良、任秀、都督李玉、錦衣衛指揮劉紀、彭麟等人均牽涉其中。他們放任及夥同他人圈占苜蓿地，用以建造廟宇和墳墓。明憲宗當即下旨處理：李玉、彭麟等被停俸三月，任秀與劉紀則被捉拿問罪。唯獨李良得到了皇帝的原諒，未受到任何實質性的處罰。

明憲宗終究是個心軟之人，沒有繼續深究。不多時，所有涉案人員均得到了豁免。苜蓿地上的無主墳和寺廟也未被強拆，剩餘的土地則交由御馬監，「督令官軍仍種苜蓿飼馬」。

到了明世宗時期，九門苜蓿地剩餘一百一十頃。嘉靖皇帝仍照例「分撥東、西、南、北四門，每門把總一員，官軍一百名，給領御馬監銀一十七兩，賃牛傭耕，按月採辦，苜蓿以供芻牧」。很快，戶部右侍郎王軏就發現了一些問題。

嘉靖七年（1528）七月，王軏調查發現，九門苜蓿地「地多遺利，軍多曠役」，土地產能與勞動力嚴重過剩。他向嘉靖皇帝建議，每門僅保留土地十頃，兵丁三十人，即可滿足苜蓿的生產需要。其餘土地則租予佃農耕種，按照土質貧瘠程度收取租金，多餘兵丁則悉數退回軍隊服役。這一提案得到戶部其他官員的贊同，嘉靖也答應實行。

從竺可楨《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》可知，明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寒冷期，氣候異常，糧食作物時常面臨著減產絕收。這時，苜蓿與番薯、玉米、土豆一齊登上救荒的歷史舞台。

元初，忽必烈積極推廣苜蓿的另一個目的，就是「以防飢年」。到了明清時期，苜蓿救荒的案例並不罕見。

明末清初，天災再現。據《惠民縣誌》記載，這一年，糧食歉收，饑荒襲來。當地大戶馮應晉到自家地里查看收成，只見到兩百多畝苜蓿長勢良好。於是，他向家人提出了一個滿是善意的想法：「當此急荒，胡不令人採食？」

家人初聽，覺得有些荒唐，怎麼能拿牲畜飼料給人吃？馮應晉有些生氣：「吾忍以畜故，飢我鄉里邪？」隨即，他召集饑民，任其自由取食。不多時，兩百多畝苜蓿被全部吃光，馮應晉又讓人開倉賑濟，幫助饑民度過難關。

在連年的饑荒中，馮家救活了五十多戶災民。後來，馮氏子孫連續登科及第，人們都說，這是當年馮應晉賑災義舉的福報。

實際上，早在南北朝時期，《齊民要術》就指出了苜蓿的吃法：「春初既中生啖，為羹甚香。」此後數百年，苜蓿除了喂養牲口，另一潛在用處就是作為中國人的食物補充。明代鮑山在《野菜博錄》記錄了一種吃法：採摘苜蓿的嫩葉，清洗乾淨後，進行油炸，用鹽調味即可食之。

面對頻頻發生的災情，人們不僅利用苜蓿活命，也利用苜蓿助力農業增產。

苜蓿常被用於治理鹽鹼地。乾隆年間，浙江人盛百二赴山東任職。為官期間，偶然得到孫宅揆攥寫的《教稼書》，但又覺得篇幅內容有些欠缺。於是他遍訪民間，學習農業知識，花費六年時間，終於在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寫成了《增訂教稼書》。在書中，他自言「苜蓿法」是從一名滄州老農處學來。

據盛百二所言，每逢鹽鹼地，可先全部種上苜蓿，每年收割地表植株，四年之後，再剷除其根須。這時再「改種五穀蔬果，無不發矣」。盛百二認為，這是「苜蓿能暖地」的結果。

作為豆科植物，苜蓿本身就具有較強的固氮能力，明清時期，人們常常將其充當綠肥。據《鹿邑縣誌》記載，光緒年間，河南鹿邑的農民遇到貧瘠的土地，往往會先種上三年苜蓿，等到「積葉壞爛肥地，墾種穀必倍」。

苜蓿之於人畜，歷史功益甚多。兩千多年前，「漢使」之舉可以說是利在千秋。

在中國人引入域外物種一事上，美國東方學家勞費爾曾給予極高的評價：

「中國人的經濟政策有遠大眼光，採納許多有用的外國植物以為己用，並把它們併入自己完整的農業體系中去，這是值得欽佩的。中國人是熟思、通達事理、心胸開豁的民族，向來樂於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。在植物經濟方面，他們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權威。中國有另一獨特之處：宇宙間一切有用的植物，在那裡都有栽培。」

無論是張騫鑿空西域，亦或是全球地理大發現，中國人都以一種包容的心態，去積極面對和利用域外傳入的農作物。

時光流轉，苜蓿的紫花開了又謝，謝了又開。它曾托起漢唐鐵騎的雷霆萬鈞，也曾見證宋明疆域的無奈收縮；它滋養過御苑的良駒，也救活了饑民的性命；它改良過鹽鹼的瘠土，更沉澱為農耕智慧的一部分。

它卑微地匍匐於大地，卻照見了歷史的天空。